范仲淹被称为整个宋朝的文武第一人，是著名的文学和政治家，王安石称其为：一世之师，由初起终，名节无疵。年轻的范仲淹，曾经脾气火爆，秉公直言，但他在西线战场，却一改火爆脾气，坚持防守，促成了宋夏之间的庆历议和， 堪称北宋最佳战略防御大师。

宋仁宗康定元年（1040）正月，北宋在西北被党项人击败了。

宋朝的西北边境，主要的威胁是党项人，从李继迁开始，李德明、李元昊祖孙三代坚持不懈的在西北反复折腾，终于在1038年建国。

两年后，李元昊集中10万优势兵力，发动了著名的三川口之战，虽然宋军兵力悬殊，力战不退，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。这是西夏和北宋之间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，是西夏的立国第一场大战，是北宋整个西北战略的失败。

北宋在西北虽然不像面对辽国一样时刻面对灭国的风险，但是一直也被党项人折腾的没什么脾气，温水煮青蛙的结果就是党项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，变成了尾大不掉的存在。

宁鸣而死的范仲淹回来了

三川口大战的失败，直接让李元昊看到了北宋西北的外强中干，之后直接就把延州打穿了，北宋的西部边境已经变得岌岌可危。仁宗皇帝撤换范雍，腰斩临阵脱逃的守将黄德，提拔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，韩琦、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组成超级管理团队，重整西北军务。

此时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并不在京城，他因死磕宰相吕夷简，已经被贬出京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因谏被贬。北宋诗人梅尧臣曾力劝范仲淹少管闲事，范仲淹以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作为回应。

范仲淹出现在这份名单当中，并不让人意外，北宋对西夏的态度虽然一直摇摆不定，但是打起来也一直很强硬，没什么心理负担，强硬坚韧的范仲淹是符合这一要求的，只是经略安抚副使这样重要的职位，有点出乎意料。

死对头吕夷简深明大义

目前从网上的资料来看，至少有三种说法，韩琦大胆举荐，范仲淹的死对头吕夷简推荐的，夏竦要求的。

我个人倾向于可能不是吕夷简推荐的，但吕夷简在范仲淹的任职方面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

最初召范仲淹回来的时候是出任永兴军（治京兆府，今陕西西安）知军，最后确认的岗位是陕西经略安抚副使。知军是地市级干部，而安抚副使则是副省级干部，权力更大，也能够更充分发挥范仲淹的才能，在吕夷简建议提出：

“初，仲淹与吕夷简有隙，及议加职，夷简请超迁之”，

谁举荐并不重要，韩琦本来和范仲淹关系不错，吕夷简能够建议破格提拔范仲淹，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北宋的文官们，仍然以国事为重，也至少体现了吕夷简的心胸，在国事面前，个人恩怨可以暂时放下，大局为重。

此事之后范仲淹和吕夷简约定合力对外，而且在之后的战事当中，吕夷简也始终维护范仲淹，并没有因为之前的恩怨而耽误国事。

范仲淹的铁壁防御

范仲淹和韩琦到达西线之后，采取了不同的战略。曾经锋芒毕露，在朝堂上犀利进攻的范仲淹，选择了防守策略。

范仲淹接手的防区，是被李元昊打穿的延州。选择防守，是范仲淹认为最为妥当的策略。悲天悯人的范仲淹，清醒的看到延州的凋败，只有强化自身的力量，才能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。

到达延州之后，范仲淹进行了军事改革，除了加强训练，他还改变了宋军以往的惯例，不以官职大小顺位高低出战，给每个将军表现的机会，按照作战能力的强弱来决定战斗序列，在这个过程中种世衡、狄青等一大批年轻将领开始涌现， 并成为北宋西北的中坚力量。

加强防御，不代表就彻底放弃进攻。范仲淹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的进攻作战，主要目的是巩固延州的防线，扩大防御圈。康定元年九月，范仲淹遣将军任福（请注意这个人）破白豹城，迫使入侵西夏保安军、镇戎军撤退。又派狄青等攻取西界芦子平，种世衡兴筑青涧城，十月，遣朱观等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。范仲淹同时将军权下放，各城的将军们，几乎同时掌控军、政、财权，尤其种世衡在清涧城做的非常突出，而且效果非常明显。

大宋立国以来，就通过各种方式来控制武将的自由度，这样的军事改革，实际上已经触动了大宋最重要的一条原则。但是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曾经是西北最危险，最薄弱，被李元昊打穿的延州，却变成了西北最为平静的地方，因为这里已经变成铜墙铁壁一般的存在。

这种防御政策，让西夏很难受。攻坚战，西夏不擅长，也占不到便宜，绕道走吧，密密麻麻的一堆军寨也绕不开。想想也容易理解，除非李元昊大脑不正常，才会选一个难啃的硬骨头来打。

进攻！是不是合适的选择

但是与范仲淹不同，韩琦年轻气盛，是一个积极的进攻派。韩琦倡导的进攻态势，范仲淹并不认同，也不怎么很配合。

康定二年（1041年）正月，范仲淹阻止了仁宗讨伐西夏的决定。 二月，李元昊进兵渭州，在韩琦的力主之下，仁宗批准了反攻计划。范仲淹仍然坚持认为反攻时机不成熟，并不支持。

在韩琦的计划当中，宋军以泾原、鄜延的军队进攻西夏本土。韩琦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进攻机会的，在命令任福到泾原参加军事会议的时候，韩琦听说元昊正在打算进攻渭州，于是韩琦马上赶赴镇戎军，又临时征召18000人，命任福为统帅计划直接进攻敌人后方，如果不能成功，就在半路设伏。但是骄傲轻敌的任福却违背命令，导致宋军在好水川遇伏，主将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。

好水川之败，彻底打乱了韩琦的进攻计划。战后，夏竦去职，韩琦、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。

胆大包天的范仲淹

但是在好水川战败之前，范仲淹做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。

李元昊在范仲淹防守的延州路，一直都在装可爱，甚至想再用一次对付范雍的老办法来迷惑宋朝文武第一人范仲淹。很可惜，范仲淹油盐不进，并不吃这一套。

庆历元年（1041）正月，李元昊派人假装求和，范仲淹把信给扣下了，没有转交中央，同时给李元昊写了封信，警告李元昊老实待着别添乱。但是范仲淹派出送信的使者直到好水川之战后才被李元昊放回来，并且又带来一封言辞傲慢，大不敬的信，干脆直接就被范仲淹烧了。

好水川之败和信件往来的事情搅合在一起，让朝堂中的一堆文官愤怒了：范仲淹是不是通敌？宰相宋庠甚至喊出：“范仲淹可斩！”的狠话。

又一次，吕夷简支持了枢密副使杜衍的意见，保住了范仲淹。

当然，仁宗的信任也是范仲淹保命的关键。

1042年，宋军遭受了宋夏战争的最惨痛失败，定川寨之战。此次会战，宋军大败，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。 李元昊在定川寨获胜后，继续南下，震动关中。此时的范仲淹，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，亲率军援救，西夏军队撤走。

当初定川战败的消息传来，仁宗说：“若仲淹出援，吾无忧矣。”，而范仲淹派出支援的奏报一到，仁宗大喜道：“吾固知仲淹可用也。”

西北适合防御还是进攻

那么在西北，到底是选择进攻还是选择防御？

首先，西北的环境相对复杂，除了西夏，还有其他的部族，与北宋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，防守难度很大。

其次，大宋经营西北的时间并不长，李元昊打游击一样的进攻通常飘忽不定，对于缺乏骑兵部队的宋军来说，步兵的进攻速度、补给难度都很大。从后来五路伐西夏的过程来看，即便出动足够的军队，西夏也能够借助天时地利，顽强的生存下来。

党项人是一群奇葩的存在，基本没什么信誉可言，反复叛变是常有的事，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就是这样一个存在。李继迁自反叛朝廷开始，就反复投降，反复叛变，就算投降，也是“继迁虽降宋，劫掠如故”。而北宋在整个西北的策略方针也从宋太宗时期的剿抚并重，变成真宗时期的 “方在谅暗，姑务宁静”，甚至一些大臣也要求采取“屈己含垢，以安万人”的策略，这给了了党项人相对安全的发展空间。

从整个西夏立国的过程来看，对付党项人，进攻几乎没有奏效过，党项人打不赢就投降，打的赢就不断占地盘，只要不被彻底消灭，就会可着劲的折腾下去。所以范仲淹“强边防守备，徐图西夏”的防御战略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

没有范仲淹就没有庆历和议

西夏与北宋之间的初期战争，宋军在三川口、好水川、定川寨三次大败，严重打击了宋军的士气和进攻力量。

定川寨惨败之后，仁宗终于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，对西北防线进行了重新部署，一大批的名人被派去西北：范仲淹、韩琦、庞籍、文彦博、滕宗谅、张亢。整个仁宗朝的精英都集中在了西北防线。

虽然说，导致庆历和议的因素有很多，但是当整个西线都开始变成范仲淹的延州的时候，西夏那种快进快出的打法已经没有办法在战场上获得任何主动权了。以前的西夏，咬一口肉就可以走，面对范仲淹管理之后的延州，吃不到肉会崩到牙的事情，西夏人是不会干的，尤其是当发现自己开始孤军奋战的时候，更加不会做这种亏本的买卖。

李元昊在发动对北宋的战争之时曾联络羌族为其向导。范仲淹到任后，除了进行积极的防御，又以朝廷的名义犒赏羌族各部，签订条约，严明赏罚，在范仲淹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下，羌族开始脱离西夏，倒向北宋,彻底断绝了西夏与羌族的同盟。

面对铁板一块的西北，李元昊也只能选择议和，向北宋称臣，从此开始了西北几十年的和平时期。

范仲淹目的明确，不死不休，坚韧不拔，但是他也能够清楚的看清局势，评估双方的优劣势，而且意志坚定，对自己的战略毫不动摇，这就是一个脾气火爆的范仲淹会采取防守战略的原因。

范仲淹在西北期间，也为大宋提拔了很多宝贵的将领，如狄青、种世衡、郭逵等，强悍的西军直到北宋末年，仍是宋朝的最强部队。